我們還要讀昆德拉嗎?

 

有了問題，才有此貼文。我的第一篇米蘭昆德拉，在一個微寒冬夜，抱著不願在大學電腦室捱通宵的決心，躲在校園一角通宵閱讀，可想而知囫圇吞棗的結果是消化不良。

 

那是《笑忘書》，都付談笑中，便忘了。

 

後來捧讀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，睡前一讀，真的不能承受，卻又享受如此折磨。

 

直至讀了作家陳寧在今期《讀書好》的文章，「為何還要讀昆德拉」，是的，要用自身對抗官方的遺忘－－「偏偏是在這樣的時候，我們需要繼續閱讀昆德拉。為天安門廣場上的亡魂，為劉曉波，為胡佳，為譚作人，為說不出名字的，為說得出名字的，為我們，為我們的下一代。」

《讀書好》  「為何還要讀昆德拉」  文：陳寧

諾貝爾文學獎可算是國際文壇至高榮譽，每年得獎名單公布前夕，總有諸多猜測或熱門人選。如果問，當今最該得而又未得的作家是誰，最炙手可熱的名字，東方代表是村上春樹，西方可算是米蘭‧昆德拉。不約而同，兩人都在八十年代走紅，前者憑《挪威的森林》奠定日本文學新舵手地位，後者的代表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則風靡一代文藝熱血青年。但分別是，村上春樹才過60歲，寫作生命還在燃燒階段，長寫長有，長跑下去或者真會摘下桂冠；而老昆已行年八十，近年鮮有長篇小說作品，反而較多評論與藝術散文，被認為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。

作為一個擁有特殊政治身份（從鐵幕捷克流亡至法國巴黎）的寫作者，他的異議性與話題性，在八十年代末達至高峰，他獲頒諾獎的最佳時機，已然過去。當共黨倒台，故鄉也加入歐盟，流亡不再必要，他要反對的敵人似乎已經消失，他變成像唐吉訶德那樣的人物，對着某種過去的權力幻象嘮嘮叨叨，盲目放箭，像個可悲又可憐的過氣戰士，活生生是他所書寫的玩笑。在部分對他嗤之以鼻的西方評論家心中，昆德拉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，在法國文壇也沒受到特別厚待。可是，每當他的書出版，卻總會成為話題，攀上法國書店的暢銷書榜，尤其他去國後已改用法文寫作，在法國境內仍是受讀者愛戴的作家。

先把話說在前頭，我也是一個追隨昆德拉多年的讀者，他有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會改變這樣的閱讀習慣。

發掘隱世高人
《相遇》是他最新出版的評論集，談他喜歡的文學、藝術與音樂，仍舊是老昆的個人品味。他喜歡的藝術家，總是那些驚世駭俗，卻多多少少給世俗忽視（或不夠重視）的，他就冷冷而篤定地指出這些珍寶，像發掘隱世高人一樣，重新找到珍貴的美學價值。如果不是對藝術有同等的熱情與喜愛，很難追得上他的步伐，但追上去了，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幽微觀察與藝術品味：不夠好的絕對得不到他的歡心。

其中對於小說的藝術，貫徹他向來的偏好，著墨極多。又可見昆德拉仍是熱愛經典，對嚴肅大部頭巨著孜孜不倦，引其作者為同道人。他為小說守門，嚴加掌管着這行業的神聖門檻，把雜質拒諸門外，並為傑作封聖。

而《相遇》裏最動人的章節，我覺得卻是關於他方與鄉愁的書寫。尤其他寫他對奧斯卡‧米沃什的＜十一月交響曲＞的深透看法以致不惜反對紀德對此詩的漠然並作出最深情的捍衛：「就讓我們把紀德的拒絕當成某種高貴的作法，為的是保護一個異鄉人不容侵犯的孤寂；一個永遠的異鄉人。」（頁136）這樣的昆德拉並不常見，然而正是這樣的昆德拉，才令人尊敬（如不說同情）：一個永遠的異鄉人。

便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，閱讀昆德拉更像是一種出於鄉愁的需要。不，不是懷念看似永無止境的冷戰時代，而是懷念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底下的「抗爭精神」。時代的意義，正在於此。為了反抗遺忘，書寫是一種抵抗。所有的異議聲音，成為時代的背景音樂。那是自由大於一切的年代，那是愛情裏充滿背叛與失落的年代，那是不可能談論忠誠與信念的年代。

時代發展下去，當年的敵人似乎瞬間消逝，自由好似輕易可及。於是昆德拉變得過時，變得不合時宜，變得可笑。就像舊廣場上的列寧像，成為被嘲弄的小丑，早已在人民的日常記憶裏給搗碎千萬次。

抵抗遺忘的方法

偏偏是在這樣的時候，我們需要繼續閱讀昆德拉。為天安門廣場上的亡魂，為劉曉波，為胡佳，為譚作人，為說不出名字的，為說得出名字的，為我們，為我們的下一代。戰場沒有消失，只是改變了位置。昆德拉文集近年在中國內地大量給翻譯並被接受，說明新中國憤青還是在他的文字裏找到共鳴。或可說，方法。就是抵抗遺忘的方法。必須言說，與書寫，用己身的紀念來對抗官方的遺忘。

即使今時今日重讀名作如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、《笑忘書》、《生活在他方》、《無知》等，都可再次印證某些命題的輪迴不息，在時代中不曾泯滅。經典是甚麼，照卡爾維諾的說法，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。要經得起時間考驗，就必須看穿時間的偽裝性與歷史的虛假。昆德拉所書寫的，超越一切政治寓言，直達核心：人在權力面前的無力感、命運的必然與偶然、存在的輕與重、流放。這些困擾着現代人的思考，從來沒有過時。只是因應不同場景，換上不同外衣。

而如今讀着昆德拉對於「異鄉人」身份的感懷，更覺切身：雖然在法國以法文寫作，但他像個永遠的局外人。故鄉卻也不再是昔日的故鄉，回歸再無意義亦無必要。在這兩難之地，他永遠生活在他方。

香港人照說也處在這樣的夾縫中，既已回歸祖國卻也不盡是中國的一份子，經濟上依存但政治意念卻不能認同，一種身在故鄉心在他方的曖昧情境，將是揮之不去的身份困惑。

昆德拉與其他藝術家的「相遇」，啟發了他的思考與影響了他的書寫。與昆德拉的相遇，此時此地，也有感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