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：看來我第一次寫這篇文章時太過倉卒，引起部分網友誤會。讓我在此補充資料，說明當時的情況和局限。先此聲明，我欣賞社署那些盡心盡力的員工，失望的對象，是指某些高層官員的官僚，對社福與醫療資源不協調無動於衷。不過，文中所質疑的高官，早已離開社署了。關於蘇玉華與洗碗工的文章，反應之踴躍，令我有點意外。在主流報章，老弱鳏寡的新聞，除非慘絕人寰，或者陽光爆棚，否則頂多偶爾賺人一兩滴熱淚，收視率其實甚差。有時我會想，是否我們對弱勢社群的慘況，已經麻木了，還是我們太過現實，憎人富貴厭人貧？
每次報道弱勢社群的新聞，我真心地希望，他們的生活有機會改善的。看得到的變化是，這幾年多了專業人士，到
社區組織協會一類社福組織做義工，幫助新移民和長者。有人關注弱勢社群，總算是好事，反而部份政府高官的官僚與冷漠，令人更失望。
我見過不少有心的政府官員，可我那一次碰上的，非常糟糕。
SARS時，政府聲稱要照顧SARS遺孤。我剛巧碰上一個綜緩戶，太太因丈夫SARS病逝，抑鬱症復發，社署臨床心理學家建議她盡快向醫院精神科求助。然而她要自行到公立醫院排期，她又找不到醫務社工幫忙。
當時，一群政府高官高調宣布成立「護幼基金」，又不時主動探訪遺孤。苦主於是問社工，如何申請基金解困，據她描述，社工表示「你知幾多，我知幾多吧！」。後來，她得悉有商業機構發起另一SARS基金，便主動要求社工協助申請。
寫到這裏，你可能有兩個疑問。第一，如果一個個案，連社署心理學家也證實要盡快向精神科求診，是否有需要簡化中間的排期和求醫程序，例如由心理學家直接轉介到醫務社工呢？
第二，在這個個案，苦主要主動要求社工協助，才申請到財政支援，解燃眉之急。究竟苦主應該做主動，還是社工做主動？
當年的SARS遺孤，是高度受注視的，社會情緒傾向盡力支援他們，渡過難關。
然而，如果「護幼基金」是全面支援，那麼對苦主一家便「口惠實不至」，社署與高官亦無家訪，反而區議員家訪了3次。最主動的社署職員，是負責綜緩保障那一組，主動替苦主申請其丈夫的殮葬費。(當時有多個不同的社署部門，跟進苦主的，有些態度積極，有些則不夠主動，但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評論。所以，我關心的是上述兩個問題，以及社署高層的核心想法)
採訪後，我向一名社署官員查詢。他的解釋，大概道出部分社署高層的考慮。
應否因SARS而酌情代為安排醫務社工和精神科醫生跟進苦主的抑鬱症？「社署已有很多服務渠道，不能樣樣送上門，一定要苦主本人主動，找醫務社工安排。」
「如果她發現自己抑鬱很嚴重，她可以自己排街症，因為綜援並非大晒，其他人一樣有抑鬱症。」
社署與醫管局是否不協調？「社署跟進SARS受影響家庭已十分足夠，提供服務時常常proactive(主動)不是太好，當事人應該主動找服務。」另一方面，「社署人手有限，不能事事跟足。」
不過社福界另有看法。當日我亦有訪問社區祖織協會主任何喜華，他認為社署證實苦主要求診，卻還要她自行再找醫務社工排大隊是「荒謬」。
故事見報後，你猜再高一層的政府官員有什麼反應？某社福高官致電我的上司，直指我的被訪者，本身與丈夫已幾近離婚，關係惡劣，言下之意暗示被訪者「作大」、「搏同情」。我聽後無名火起，他們竟然不去自我檢討，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問題，卻只顧抹黑「異己」，就算被訪者真的鬧離婚，死者已矣，那時的SARS個案均要重點協助的(這樣才出現了護幼基金)，這與婚姻好壞沒有關係。
幸好，被訪者一家最終亦得到應有的援助。至於那名「再高一層」的高官，已不在其位，這幾年更上一層樓了。
事過境遷。衷心希望，這樣的態度，已是塵封的歷史，但願口口聲聲「我會做好呢份工」的煲呔，「強政勵治」下的政府，有多些自我反省的勇氣，對弱勢社群多點由衷的關懷。
年初二，與報館戰友聚舊，吃着韻姬精心炮製，搓至小巧如米粒的酒釀丸子，感動得很，只嘆自己不諳麻雀，無緣上場竹戰，做阿四都未夠資格。
